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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《人民日报》痛批包产到户,万里怒斥:增产才是硬道理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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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年冬,安徽凤阳县小岗村,18户农民挤在一间低矮土屋里,桌上摆着一张分田到户的契约。

窗外寒风刮过,屋内没有人说话。

严宏昌等人明白,这几个红手印按下去,既可能换来一家人的活路,也可能给自己惹来大祸。

那时的安徽,农业生产长期徘徊,灾害一来,许多地方便难以维持温饱。

全省不少生产队缺粮,农民出工积极性越来越低。

地还是那片地,人还是那些人,可“干多干少一个样”,已经让集体劳动陷入困局。

1977年6月,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。

刚到任不久,他便离开机关,带着简单行李下乡。

金寨、凤阳、肥西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脚印。

看得越多,心情越沉重:一些农户住在透风的屋子里,家中粮缸见底,干部却还在反复强调形式上的整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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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里曾在铁道部主持整顿,做事讲究结果。

到了农村,他没有急着听汇报,而是直接问农民:“一年到头,真正能分到多少粮食?

”有人回答得很含蓄,只说“够不够吃,要看老天”。

这句话让他意识到,问题不只是旱涝,更在生产关系没有调动人的积极性。

当时,农业领域仍有一套被广泛推崇的经验。

各地学习大寨,修梯田、改土地,场面轰轰烈烈。

万里并不否认劳动改造自然的价值,却看到了另一层矛盾:山区条件不同,照搬一套办法,往往耗费巨大,粮食却没有明显增加。

1978年春,中央组织有关地区到山西昔阳县学习农业经验。

万里没有亲自前往,而是安排同志参加。

他心里有数,安徽眼下最需要的不是再增加口号,而是让农民真正关心土地、关心收成。

有意思的是,最早冲破旧办法的,并不是哪位专家,而是被饥饿逼到墙角的普通农民。

肥西县山南一带遭遇旱情后,基层干部尝试把土地分给农户耕种,约定收成中必须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,余粮由农户支配。

这种做法很快被一些人指责为“单干”。

凤阳小岗村的选择更为彻底。

1978年11月24日夜,18户农民在严立华家秘密议事,商定把生产队土地分到各家。

契约上写着:保证国家的,留足集体的,剩下的归自己;

干部和社员若因此获罪,由大家共同承担。

有人低声说:“要是出了事,不能把一家人都牵连进去。

”严宏昌回答:“先把这一年过下去,不能再这样饿着。

”屋里没人喊口号,只有一枚枚红手印落在纸上。

消息传到县里和省里后,争议迅速扩大。

支持者认为,农民有了责任心,才会精耕细作;

反对者则担心,包产到户会削弱集体经济,改变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。

那不是普通的工作分歧,而是对农村道路的重大判断。

万里没有回避矛盾。

他到基层调查,专门询问亩产、工分、口粮和交粮情况。

面对有人提出“这样搞会不会变色”,他语气很重:“先问一问,老百姓有没有饭吃。

只要国家、集体的任务完成了,能够增产,就应该让农民试一试。

” 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记住,核心只有五个字:增产是硬道理。

万里并非主张所有地方都立即分田到户,也没有否定集体经济,而是主张因地制宜。

对于交通方便、灌溉条件好的地区,可以保留多种形式;

对于偏远山区、贫困地区,则不能用一把尺子硬量。

小岗村很快交出了答案。

1978年以前,这个生产队粮食产量很低,社员常常借粮度日。

实行包干到户后,农户把土地当成自己的责任田,起早贪黑施肥除草。

到了1979年,粮食产量明显增加,村民不仅解决了口粮,还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。

肥西山南的小井庄也出现变化。

这个过去的落后地区,实行责任制后,粮食产量由往年的六万斤左右增加到十万斤左右。

数字并不神秘,土地没有变,农具没有突然变好,改变的是劳动者对收成的直接责任。

然而,田里的增产,并没有立刻消除争论。

1979年春,《人民日报》刊发文章,对包产到户等做法提出严厉批评,认为这类做法可能造成思想混乱,要求一些地方纠正偏差。

文章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谨慎态度,也使安徽面临更大压力。

万里看到后十分恼火。

他认为,判断一项政策,不能只看概念,更要看农民是否增收、国家是否增粮、集体是否得到保障。

安徽省委随后整理各地调查材料,向中央说明实际情况,并把一些已经证明有效的做法写进文件。

他在文件中坚持保留一个口子:边远山区、贫困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。

这个“口子”看似不大,意义却很重。

它没有把责任制说成普遍答案,却承认了农村情况的复杂性,也为基层继续探索留下空间。

1980年5月,邓小平在谈到农村政策时指出,一些适宜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,效果很好,变化很快,不必害怕。

随后,中央有关文件进一步明确,在特定地区实行包产到户,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,并不等于改变农村的所有制性质。

这场争论的关键,从来不只是“分不分田”。

它真正触及的是一个问题:集体所有的土地,怎样才能让农民愿意出力,怎样才能把国家、集体和农户三方面的利益衔接起来。

安徽的实践证明,制度是否有效,最终要落到粮食产量和百姓生活上。

小岗村那张契约没有写进宏大的理论,却留下了18个沉重的红手印。

万里所承担的,也不仅是一次政策试验的风险,更是面对实际困难时,敢不敢让事实说话的责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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